郎咸平
著名经济学家

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,曾任沃顿商学院、密歇根州立大学、俄亥俄州立大学、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,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,致力于公司监管、项目融资、直接投资、企业重组、兼并与收购等方面的研究,公认为公司治理方面的顶级学者。代表著作有《郎咸平讲战略》、《产业链阴谋1 —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》、《产业链阴谋2》、《郎咸平说:公司的秘密》、《郎咸平说:热点的背后》等,并主持多部财经类节目《郎咸平说》、《财经郎眼》、《解码财商》,引起各界轰动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治理经济不能靠长期服用“激素”

2013-5-23

    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,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,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,也就是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、分配政策、社会福利政策、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,连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旅游、文化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领域,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,而不顾一切地搞活。而在宏观经济上,就像有些短视的农民,为了高产就不顾土壤板结,而一直滥用“化肥”,我们长期以来,为了经济高增长,一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。
    我在《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一书中指出,凯恩斯本来的意思是说在经济略微不好的时候适度刺激经济,可是我们却长期服用过量的“激素”,长期严重超发货币,严重举债扩张财政。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税负过重,进而导致本来我们最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迅速衰落。多印的票子不仅仅推高了物价,还大量涌入不动产,推高了房价、地价和租金。在盲目政绩导向下,扩张的财政不仅在基建领域里低水平重复投资,更使得产业升级无以为继,政府只给自己认可的项目十足的好处,而企业家自己愿意投资的产业不得不面对繁重的税收。原因很简单,前面的钱是后面来的。可以说,政府每投资成功一个企业,其代价就是一堆本来能活得好好的企业陷入困境。
    我们这种“滥用化肥”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健康的成长,我们总爱操之过急。实际上,只要能保持财政预算公平地分配财政资源,保障货币政策独立,汇率稳健而能自我修复外部贸易平衡,物价稳定而能保证通胀基本温和,社会福利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养老能给每个老百姓公平的立足点和起码的尊严,那么,经济自然能够健康成长。就像大自然里的树木,虽然有护林员照顾一下能长得更好,但是你本来无需天天施肥,天天浇水,树木也能自然成长。
    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目标管理制来提升政府的专业水平,更要以法定的目标来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。同时要在当前行政架构下加强问责,以独立的政策评估部门,提高问责和行政专业水平。比如我们的财政透明,完全搞错了方向。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几大类、搞多少名目,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,你就按照拨钱的具体细节披露就行了,每笔钱是谁批准的,批准给谁的,决策的基础是什么,谁负责执行的,执行到什么程度,有什么效果,有没有问责。然后,我们就专门看那些决策离谱、金额巨大、没有执行的,然后看看负责决策和执行的官员是不是被追究责任了。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来走,行政效率一定会大为提升。
    再比如货币政策,我们不应该再让货币政策盲目地服务于经济增长,更不应该把货币刺激当成经济增长离不开的长期“补药”。我们应该首先对央行提出法定目标,中央银行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服务于任何经济增长目标,央行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,确保通货膨胀一直可控,确保这个核心目标完全不受政府的干预。在这个法定目标下,我们再从外汇储备、金融管制、政府投资和垄断行业定价四个方面化解通货膨胀。在外汇储备方面,我们要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,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,调低出口退税,或者用其他综合手段(如产业结构调整)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。同时,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,优化地方招商引资项目,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。
    而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因为政府投资,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外面来的汹涌货币,有了货币为虎作伥,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,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。因此,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,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,走出现在这种“上市圈钱,补充资本,大举放贷,再去排队圈钱”的怪圈。现在,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,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,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,影响自己的仕途,所以国有银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。
    因此,从长远来说,我们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:其一是利息市场化,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;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,民营资本就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,这样既能保持流动性,又能给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以真正的约束。改革可以从大额存款的利率自主化开始,在基础比较好的浙江试点,而民营银行的股东应该尽可能避免一股独大,应该吸取过去的浙江经验,一次引入多家民营股东,彼此制衡,防止关联贷款和金融系统风险。而为了避免墨西哥和阿根廷那种金融动荡,我们这两个改革的时间都应该早于大规模的资本账放开。当然,鼓励民资要想落到实处,已经不是再发几个“新36条”能起作用的了,我们需要以问责监督督导地方落实。

分享到:
(204)
喜欢(19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