郎咸平
著名经济学家

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,曾任沃顿商学院、密歇根州立大学、俄亥俄州立大学、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,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,致力于公司监管、项目融资、直接投资、企业重组、兼并与收购等方面的研究,公认为公司治理方面的顶级学者。代表著作有《郎咸平讲战略》、《产业链阴谋1 —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》、《产业链阴谋2》、《郎咸平说:公司的秘密》、《郎咸平说:热点的背后》等,并主持多部财经类节目《郎咸平说》、《财经郎眼》、《解码财商》,引起各界轰动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四大错误思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

2013-5-28

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,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,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,我在新书《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中就指出了“非左即右”、“非公即私”、“宏观调控,微观搞活”以及“跨越式发展”(其实就是“大跃进”式思维)这四大错误思维。就好像妄想症、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,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。
一、“非左即右”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
    “非左即右”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。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,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,因此遭到“左”的反弹,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。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,所谓“看不见的手”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?房改之后住不起房,医改之后看不起病,教改之后上不起学,退休之后养不起老。
   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,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《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》。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,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,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,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。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,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,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,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。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·斯密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身。在《国富论》里,亚当·斯密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,同时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劳动者薪资的衰退。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,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,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。从亚当·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。
   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——亚当·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,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。不同的是,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,实现民主与法治,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;而亚当·斯密希望透过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杜绝腐败,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。那么,我想请问各位,亚当·斯密跟马克思谁是“左派”,谁是右派?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,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“左派”也不是右派。所以,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,我们一定要务实,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,为“左”而“左”,为右而右,只有这样,中国经济才有希望。
二、“非公即私”,僵化了经济,割裂了社会
    “非左即右”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“非公即私”的错误思维,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。更糟糕的是,我们意识不到当今很多问题,比如国企改革、房地产调控等其实并不是经济问题,而是社会问题。“非公即私”的思维不仅割裂了“国企和民企”、“政府与社会”、“经济与社会”的天然联系,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。我告诉各位,任何一种产业,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,其实都能做好,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位和管理。任何一种事业,政府和社会都能办好,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分配资源。
    看看今天的英国,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,英国的电网、民航、石油、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,而英国的金融、银行、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。但是,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是社会主义——医疗是免费的,教育主要是对外国人收费,房子有廉租房,有租房津贴,有按揭减税。
我们呢?我们很多应该公有的却比英国还市场化。我们坚持“非公即私”,因此很多行业都不许私有机构进入。可遗憾的是,我们所谓公有的却被特殊的方式“市场化”。医疗机构表面上是公有为主,但是这些机构却一边拿着财政拨款,一边推行以药养医。教育机构表面上也是公有为主,但是很多公有学校一边拿着财政拨款,一边以各种名义收取填坑班、择校费这些极具“创新”的费用。那我请问,既然教育、医疗面对的都是老百姓,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民营学校、民营医院提供平等的财政补贴?为什么不能给私立机构的教师、医师以平等的职称待遇?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破公私偏见?
    在基础资源领域,我们表面上强调要坚持公有制,实际上是一种偷懒,一种回避。我们习惯在产权上玩“花拳绣腿”,我们喜欢承包、股份制这种企业层面的小改革,不喜欢对资源的产权体系、价格体系、分税体系、反垄断体系进行系统改革。我们航空企业的航班时刻、电信企业的无线频谱资源、能源企业的税费体系,还有电力企业的双轨制价格管控,这些重要的资源产权制度都有极为严重的改革偷懒。我们习惯把这些都笼统归为公有制,不仅造成了低效腐败,更是使我们的国企、民企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。
    房地产最有意思,名义上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,但是,一级土地开发权被地方政府垄断着,建设用地指标被有关部门把持着。除此之外,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色,石油、铁矿石的进口大部分都被国有企业垄断,民航表面开放但是航线却被国有企业垄断,金融表面开放但是却以审慎监管为名始终不给民营资本真正的空间,连出租车这么个完全无关经济安全的行业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。而这些领域,在人家那里都是彻底的市场化。
    我想说的是,“非公即私”的错误思维如果不得到改变的话,我们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昂。国企能做好的就交给国企去做,民企能做好的就该允许民企去做;政府能做好的就由政府去做,市场能做好的,就让市场去做,社会自己能做好的就该允许社会自己去做;都能做好的,就该放开了让大家都去做。不要总把“公”与“私”对立起来,“公”与“私”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,凭什么把它们对立起来?
三、“宏观调控,微观搞活”成了新教条主义
    我们的“宏观调控,微观搞活”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。我们总说“宏观调控,微观搞活”,这就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和对立。我们爱说宏观调控,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,“宏观调控”好像就是拨点预算、搞搞投资、加息减息、调调准备金、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。“微观搞活”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,于是,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,食品安全屡出问题,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,产业还是要扶持。“绿大地”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,恶意圈钱3亿多元,被披露之后,不断有人找理由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,这么做也是为了搞活经济。结果是,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,竟然只判了三年,而且还缓刑了四年!处罚之轻,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。
    在欧美发达国家,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、行政法院体系、行业合规监管、价格听证制度、吹哨检举揭发制度、知识产权体系,而这些都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、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,也没能成为维护经济公平秩序和市场竞争伦理的基石。
    在宏观调控方面,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,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,可是我们没有。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。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:一是房地产及中介;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;三是制造业及进出口;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。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、税负最重的。但是,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%以上的就业,吸纳了85%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,上缴了83.5%的税金。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,却只存钱不敢花钱。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,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。
    用“宏观调控,微观搞活”这种思维管理经济,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,没有科学性。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。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“搞活”的都给“宏观”起来了;把该“调控”的都给“微观”起来了。直到今天,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是这样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,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,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要领域。而我们呢,地方政府、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,都在积极地“搞活”,其中地方政府“搞活”的力度最大。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在德国和法国都属于违法行为。我告诉各位,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“搞活”造成的,包括制造业萎缩、服务业不振、高利贷、通货膨胀、贫富差距拉大、社会对立等。
四、“大跃进”式思维,扭曲了改革路线,不断地制造经济灾难
    公路、风电、高铁这些项目一窝蜂地上马,都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离开“大跃进”式的经济发展思维。我们喜欢从一开始就制定高目标、大目标,然后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,来实现这个“大跃进”式的目标,甚至连动员口号都还是“大跃进”式的。比如几年前刘志军治下的铁道部天天喊着“跨越式发展”;比如首钢搞世界最大的高炉——1号高炉,到最后炼钢质量不过关,还亏损了50亿元。这不都是“大跃进”造成的后果吗?我们的产业振兴,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定下年产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,因为得不到市场认可,一年产量才7181辆,这不是在“放卫星”吗?
    还有保障房建设,各地一窝蜂地开工,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想过,资金怎么周转、怎么回笼?本来挺好的政策,完全可以透过循环开发,持续十年造福亿万百姓,却非得一口气花光所有的钱,造成现在这种遍地开花、遍地停工的局面。我们总是以建房为目的,却忘了对于老百姓来说,最重要的不是现房,而是稳定的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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